纪念刘笑敢先生｜安命与逍遥：一种平实的人生之道

著名哲学家、道家研究学者刘笑敢先生于2026年6月30日凌晨在中国香港逝世，享年八十岁。

刘笑敢先生，1947年出生于河南，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先生读研究生，1985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赴美，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任访问学者、讲师、研究员。1993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任高级讲师、副教授。2001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出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道家哲学、先秦诸子哲学、古代文献及简帛资料、中国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等。代表性著作包括：《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两极化与分寸感：近代中国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分析》（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两种自由的追求：庄子与沙特》（台北正中书局，1994）、《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商务印书馆，2009）。

2023年3月11日，“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第四季” 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笑敢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丁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展开多视野多角度的讨论和交锋。刘笑敢教授是当代庄学研究的奠基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他以《安命和逍遥》为题，结合自身治学经历反思时代带来的学术局限，辨析庄子 “安命” 并非宿命消极，而是接纳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并以此为根基实现精神层面的逍遥超脱。

安命和逍遥

刘笑敢｜口述

丁雄飞｜整理

本文节选自“上海书评”

我刚刚想我做学问的时候不是作为刘笑敢在做学问，而是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我在很强硬的框架里思考，我是有突破的，我觉得我的突破不小，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还是在那个“山谷”里思考。到立华这一代，思绪可以自由翱翔了。我不是作为刘笑敢在讲什么，我是在讲“刘笑敢认为正确的东西”，我把“真人”推到后面去。而立华的发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小伙子，一个朝气勃勃的“活人”在讲话。我可能有点像一个老学究在讲他应该讲的东西，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是在那个时代活过来的，立华他们的活法和我不一样。因此，我的庄子研究，优点是严肃认真，缺点是逍遥不起来，一点逍遥都没有。

其实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经历，我是第一批到北大的硕士、博士。那个时候张岱年给我们上方法论、史料学的课，方法论的课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朱伯崑给我们讲史料学也是用马列主义的东西。我们当时觉得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剖析老庄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印证老庄是很了不起的事，但没有大作品出现。我做博士论文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立得住，确实有把握的话才说，没有足够证据的话我不说。所以我学术上的失误比较少，但是要跟立华、丁耘这些年轻人比思想的超越性，比开放和远见，大概就不能比了。

我并不是自暴自弃地认为我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忠于文本。所以我今天大概讲三个关系，一个是从文本到思想或者从文本到理论，一个是从历史到现实，还有一个是从安命到逍遥。

元代华祖立绘《玄门十子图》中的庄子

文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幸当了三年工农兵学员，当时的老师和我说，其实文科学习就是要自己做研究。他们在人大学习的时候就是写论文，选一个题目写论文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听了老师的话，觉得我也不能脱离政治，于是我就开始自己写论文。后来认识到写论文一定要有清晰的思路，有扎实的理论根据、文献根据，你的观点是通过这些材料来支持、彰显的。那位老师的指导对我很有启发，到了北大我就很快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现在跟立华比，我是把自己套在一个学者应有的面孔或者面具下来思考、写作的。契诃夫有一个小说《套中人》，主人公每天循规蹈矩，穿一样的衣服，把自己套在世俗生活的规范里。我当年和那些同学听张岱年、朱伯崑、黄枬森讲课，就是有一个框子，有一个套子，自觉进去，不自觉也进去，更应该自觉进去，写出来的文章就是符合大方向的，理论不会有偏差。那种训练对我来说也有好处，好的一面是严谨，不会胡说，缺点是不够开阔。

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庄子和萨特的自由观，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三联书店还让我写过一个五万字的小册子。之所以会从研究庄子延伸到对萨特的研究，是因为有一个叫关锋的人，他任职于《红旗》杂志社，写了《庄子》内七篇的批判，说庄子消极、颓废、存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给庄子戴了一大堆的帽子。他说庄子是存在主义，我就很好奇庄子怎么会有存在主义，一查“存在主义”这个词是在德国和法国流行起来的，后来也流行到了美国。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存在决定本质”。原来是你的存在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你自己决定你要做什么样的人，而是你的社会身份、社会经历、社会地位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萨特的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没有关系。当时关锋把庄子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我一看这根本不对，庄子要承认现实世界的无奈，根本不是要用自己的主观意识改造现实或者坚持自己的主观意识，他没有这个字眼。我对当时主流的庄子研究做了一个批评，重新讲我看到的庄子。我看到的庄子就是安命，安之若命，这是他的基本主张。

刘笑敢著《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再版

但安之若命的同时，他又要逍遥于四海之外、无际之野，从安命到逍遥，二者之间怎么转化就成了我思考的问题。博士论文写完了，我还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立华提醒我讲一讲我在《船山学刊》上的一篇文章，那是我针对同行的一些观点说的话。比如我有一个考证，内篇里没有“道德”“性命”“精神”，而外、杂篇里，这些词出现了三十六次。当时在学术界，张岱年、冯友兰、任继愈是大佬，三个大佬的观念都不一样。张岱年认为应该依据内篇研究《庄子》，冯友兰认为应该打破内、外、杂篇的界限，以第一篇和第二篇为根据来选择其他篇研究《庄子》。可是为什么选第一篇、第二篇，根据第一篇、第二篇选择了哪一篇，他都没说。还有上海的一位老先生，他说我们不必区别内、外、杂篇，《庄子》就是一本书。

这三个观点，我赞成以内篇为主，但我要论证为什么这样合适。后来我发现内篇没有“道德”“性命”“精神”，而外、杂篇有。当然光这样讲是不够的，在我所查到的战国中期以前的书里都没有“道德”“性命”“精神”，而到了战国后期，《韩非子》《吕氏春秋》《荀子》开始使用这些概念。《庄子》内篇和外、杂篇的界限（用不用“道德”“性命”“精神”）跟战国中晚期恰巧吻合，而且没有例外。

现在有一个年轻人说，刘笑敢搭起的庄子研究的高楼塌了，因为出土文献中有一个《唐虞之道》，其中用了一个“性命”，刘笑敢说战国中期以前是没有这样的词。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没有发现任何反例太奇怪了，因为历史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不可能清清楚楚，昨天是那样，今天是这样，突然就变了，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当时做《庄子》考证，后来做《老子》考证，没有例外是我心里不踏实的地方，有例外是正常的。而且这几个概念是我在《庄子》还有其他文献里看到的一个事实，它并不是客观规律。有人说“道德”“性命”“精神”出现以后，还是有很多人单独讲“道”，单独讲“德”，单独讲“命”，这跟我的论证毫无关系。我没说有了“道德”“性命”“精神”，人家就不单独使用“道”“德”“性”“命”“精”“神”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很高兴有人反驳我，但是我发现这个反驳在逻辑上和证据上都是不足的。

最后讲一下安命和逍遥，这么多年过来我讲庄子还是讲安命和逍遥。在我做研究的时候，“安命”是消极、悲观、没落的讲法。现在我觉得安命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生之道，自觉安命、不自觉安命、被迫安命和有意识的安命是不一样的。我讲的“安命”的“命”不是“命运”的“命”，不是阎王爷所决定的命运，而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你命中的东西，冥冥之中是被阎王爷决定，被物质规律决定，被辩证法决定，还是被存在主义决定，你讲不清楚。可是就是有一种东西你自己控制不了，或者暂时没有办法改变，这就是无可奈何的客观必然性。“命运”这个词我们可以不用，但是我们人生中离不开客观必然性，有些事需要安命，在安命的基础上人还可以逍遥，这个逍遥是精神上的一种追求，一种精神状态和境界。“安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受无可奈何的必然性，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寻找最好的可能，做自己最好的发挥、努力和争取。